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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台灣後戒嚴與前解嚴時代 : 返校



長達38年的戒嚴令,有多少思想洗腦教育?上學也如履薄冰。

鋼琴前,一身儒雅打扮的張明暉老師架著金絲圓框眼鏡、穿著藍白條紋襯衫和吊帶褲,輕輕彈奏著1934年日治時期哀怨纏綿的《雨夜花》,訴說著男女思念之情。「我看這首歌也快要被禁的了。」

站在他身旁一位年輕女教員殷老師的聲音響道,劃破了如泣如訴的琴音。

門外,女學生方芮欣看到殷老師苦苦勸說張明暉疏遠她,以免洩露他們組織讀書會的事。方芮欣失望,她憤怒,她感到被最愛和最信任的人遺棄,她的初戀被破壞,她暗下決定要報復!向學校教官檢舉讀書會偷讀禁書。

電影《返校》的一幕。師生戀只是引子,那一抹濃墨重彩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台灣在動員戡亂戒嚴時期(1949-1987)白色恐怖籠罩下發生的校園檢舉與鎮壓悲劇。故事藍本來自1949年的基隆中學案,多名師生因參與地下左翼刊物《光明報》被逮捕和槍決。

對於一向生活在自由主義之下的港人而言,思想、言論、出版、集會和經貿自由,這不是一頁容易理解的台灣史。「事情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啊?不就是只看幾本書而已嗎?」戲內的男學
生魏仲廷悲嚎。那幾本書只是泰戈爾的詩集、屠格涅夫的小說和廚川白村的文藝評論集吧了!

                                在台灣戒嚴時期太多禁忌,讀書會為何犯禁?重點是讀些什麽書!

我不由得想起那些年大學時代留台的歲月,有同學在校門外的書攤打工,被檢舉賣禁書。什麽是禁書?就是凡左翼思想和作家、日文書籍、批判時事和傷風敗俗的也是禁書和禁歌,而傷風敗俗是包括像1970年代的流行曲《今天不回家》亦不能倖免被列為禁歌,更遑論像魯迅、陳映真這類左翼文人的寫實小說,連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早年也曾被禁,理由是千奇百怪。

幸好我同學被檢舉犯禁是發生在1980年代,台灣政治和社會氛圍開始逐漸放寛,事情最後不了了之,但已夠嚇破膽!

只怪在歷史的舞台上,1949年國民政府在中國內戰全盤輸掉了,撤退到台灣,患得患失,杯弓蛇影,長期處在兩岸戰雲密佈的陰霾下怕被解放,同時又期望反攻復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戒嚴令由此在全台實施,民主憲法遭到架空,取而代之的是黨國軍法,鎖島主義,也就不難明白《返校》那時代的悲劇,台灣過往戒嚴時期的狀況,在1980年代以前尤為嚴峻。

不過,就算在1980年代,政治仍是無處不在。對於當年來自英殖時代香港的我,第一年是非常不習慣台灣的社會和教育體制,須費很大的心力去自我調適。大學一樣有國民教育課,大一必修「國父思想」,每星期一堂,外籍華僑學生如我者還要加強每周一晚補課,讀「三民主義」。心想這是什麼教條啊?二者還不是一樣的東西嗎?而所謂「三民」,主張民族、民權和民生,最後達致民享。雖追求民主自由社會,但民權在戒嚴令下只是一個空號。

又因為我住學校宿舍,每月有一次升旗禮,我要和其他宿生一大早爬起來,穿著整齊軍訓服出席,唱國歌。不過,我的中華民族身份和文化的認同卻是在那時候培養出來的。

時隔三十多年, 到今天我仍背誦如流的一首歌

學生亦要上軍訓課,整整大學四年,女生讀的雖然只是文本課,但要乖乖地穿上整齊的泥土色外套裙裝和白襯衫的軍訓服上課,像中學生般,由學校教官講授中國近代史和各種戰役,當然是由國民政府的觀點出發,還有護理常識。而教官就是被派駐於學校的文職軍官,管理學生品行和進行思想教育,我們戲稱為「錦衣衛」。亦常有政治職業學生這樣的傳言,暗地裏監察師生上課和課後聚會的情况。

有教授引用大陸的一份研究資料教「蘇(軾)辛(棄疾)詞」,被舉報,最後教授黯然離開學校。這是一向標榜學術和思想自由的大學嗎?

整個台灣社會氛圍在1987年解嚴前一直瀰漫著兩蔣時代國民政府的威權主義、中華文化思想和三民主義的主旋律。上戲院,開場前播國歌,全院觀衆站立是常識。來來去去只有四家電視台,以及三大報業集團四份報紙, 也是由政府和相關單位經營的,內容和風格大同小異,資訊統統被過濾,口徑一致,在報禁之下沒有民營這回事。銀行亦統統是官方企業,實施外滙管制。

那些年我每逢寒暑假回台,總要拎著一大把港幣現鈔去西門町金舖(台稱之銀樓)的地下錢莊兌換台幣。因為𣾀率比官方銀行高,經商的需要大量外幣,各取所需。最初我對地下錢莊只感到詭異,走進金舖不是買金飾,而是走過店面狹窄的通道往下層的地下錢莊。掌櫃都是肥胖的中年漢,叼著煙,在數錢和記帳,頗有1980年代香港江湖電影的味道。

至於兩岸關係更是三不通 —- 不通航、不通郵、不通商。只可憐1949 年大江大海渡台而來的外省人自此與大陸親人便分隔兩地,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團聚?

直至1987年才終於解除那長達38年的戒嚴令, 開放兩岸探親。而在解嚴前兩年社會氣氛已藴釀開放緩和,開始有一種自由蓬勃樂觀的朝氣。大量的美日商品進口,書店販售日本時尚雜誌,像Non-No、流行通信。亦打破禁忌,陳映真的《人間》雜誌横空問世,以報導文學方式配合黑白影像反映社會基層問題,有別於當時台灣被過濾淨化的媒體。1986年更迎來民進黨的合法成立,舉行台灣首次由兩黨競逐的立法委員選舉,全民投票。

當年這真是茲事體大!兩黨也在我學校的小鎮淡水張燈結綵辦流水席,招待鄉親選民免費吃吃喝喝。學校教官則特別舉行演講集會,向我們這些已年滿20歲投票年齡的大學生訓話,勸導不可投綠營!我不由得有些被驚呆了,為什麼學校會干涉個人投票選項?若不投藍而投綠會有什麽後果?最後,我放棄了人生第一次的選舉權。

有一年遇上戲劇大師賴聲川,閒談之間,他知道我曾在台灣讀大學,一臉驚詫和狐疑,我淡淡地笑了一下,「讀中文系嘛,還好,已經是戒嚴令後期,解嚴前。」

我那四年的大學生活到底是愉快的,中文系學生更像不問世事的,只管躲在古籍裏爬梳研究,或醉心詩詞、小說和戲劇文本的創作,努力參加校內校外各種文學比賽,以及幻想著自己畢業後的未來,考研究所、放洋還是出來工作?閒時則看看時裝雜誌解悶,參加學校形形色色的興趣班社團、大小舞會和派對,談戀愛。

人生追求的其實也只是那種曉風明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看似無為卻有為的政治和社會清明理想境界。任何歷史的傷痛,放下仇恨,才能更好的經營現在和將來。

(原文首發於Magazine P, 版權為作者擁有, 不得轉載, 網絡版經重新修訂)

電影《返校》,囊括2019金馬獎五項獎項,包括最佳新導演及最佳改編劇本, 從青少年視覺看昔日的戒嚴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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