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 Birkin 告訴你: Birkin 包的正確打開方式

英國女星Jane Birkin 病逝。她由年轻到年老都很酷很潮，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It Girl。Hermès Birkin 包包的誕生便源自她，有－次她在飛機上遇到當時Hermès 的首席執行官Jean Louis-Dumas, 剛生下女兒的Jane Birkin 希望品牌能設計一個方便攜帶嬰兒用品的度假包，於是以她姓氏命名的Birkin 包包自此在1984年誕生。可知Birkin 包包原是－款嬰兒雜物袋，但如今卻變成了闊太太喝下午茶時拎著Birkin包去炫富！

Jane Birkin曾言：「如果一個包包沒被盡情使用那就沒有樂趣了，倘若那包看起來像是有隻貓一直坐在上面的話，那可能真的是如此，那貓可能甚至還在包包裡面呢！我一直告訴 Hermès 可以用塑膠或是紙板來做包，這樣就不會那麼重了。如果有些人追求真款，那很好，但如果他們想買假的，其實也沒差，我真的覺得那不是很重要...。」

Jane Birkin 的Birkin 包

2020年英國Victoria & Albert Museum 策劃包包展”Bags: Inside Out”, 其中包括展示史上第一個Birkin 包，策展人 Lucia Savi 表示，「這是一款真正獨特的包包，曾被它前任擁有者多次使用，表面的痕跡證實了這點。這些都是非常個人化的細節，提醒我們，包包除了是身份的象徵，也是日常生活中實用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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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這歷史上第－個Birkin包為何不在 Jane Birkin 手上呢？據說，1994 年Jane Birkin 把它捐出來替AIDS 慈善募款；但另一說法則是Jane Birkin 在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時，捐了出來義賣賑災。

年輕時的Jane Bir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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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Joyce Ma危難中的情誼

昔日我與 Joyce Ma 在歐洲時裝周秀場內在我時裝路上影響我最深遠的一定是馬郭志清女士 ( Joyce Ma ), 我習慣稱呼她為馬太。有一次她談到自己的時裝信念及 Joyce Boutique 的創辦宗旨時 , 她語重深長地說 : 「永遠當一位先鋒而不是跟風者。」自此成為了我的工作座右銘。當然 , 做先鋒永遠困難重重 , 沒有成功的借鑑 , 要自行探索 , 披荊斬棘。成功後 , 又會背後有很多流言蜚語 , 競爭者羣起湧現 , 希望取而代之 , 將你拉下馬 ! 我如是 , 馬太亦如是。但我幸運地在那十年的國際四大時裝周的採訪歲月裏 , 有兩位時裝教母的扶掖 , 一位是馬太 , 另一位是英國的 Joan Burstein, 不然在盤古初開的 1990 年代 , 我還要代表一份不會教老外認識的香港本地中文媒體 , 我如何躋身於 Giorgio Armani ､ Dolce & Gabbana ､ Jil Sander ､ John Galliano ､ Alexander McQueen 等時裝秀場 ? 然後又較任何香港同業獨具慧眼 , 率先做着好些在歐洲時装界嶄露頭角的設計師專訪 , 而香港人還未懂得的 , 像 98 年訪問剛冒起的 Marni 掌舵人 Consuelo Castiglioni , 我永遠快人一步將第一手最新國際時尚信息帶進香港 , 打造出那十年的國際時裝周聖經 , 詳盡深入而原創。我這時裝聖經和「獨具慧眼」還須有馬太和 Burstein 太太在背後支持 , 不然有慧眼也沒有執行能力 ! 當 2007 年馬太和她的家人從 Joyce Boutique 全線退下來時 , 她的舊員工感慨地說許多人都變臉了 , 唯獨我有情有義 , 依然不時託人問候馬太。我是百般滋味在心頭啊 ! 豈是忘恩負義之輩 ? 何況 Joyce Boutique 對於香港的中產及以上的階層來說是一個集體回憶 ! 中環新世界大厦 Joyce Boutique 闊太雲裳夢任誰也知道在香港 1970 年代經濟開始起飛時 , 流行外國高端時裝 , 馬太創辦了 Joyce Boutique 。最初它原為一間小小的服飾精品店 , 於 1968 年為她家族旗下的永安百貨開設 , 銷售外國名牌時裝

富貴的巴黎華人

我的富貴巴黎小助理二十年前我初訪巴黎時裝周，自此有十年經常定期穿梭往返巴黎，結識了不少居於當地的華人，有來自內地溫州、香港、台灣、亦有柬蒲寨、越南的⋯五湖四海。當時這羣旅居巴黎華人的生存狀態大概可以用窮途命舛來形容。若非一家大小在十三區唐人街、以及第一和第八遊客區刻苦經營着中餐館，就像看六、七十年代白先勇和於梨華的悲情小說，便是在當地留學唸時裝設計的苦學生，有已畢業或未畢業的，統統替內地、台灣和香港媒體當自由撰稿人和攝影師，也有兼營走水貨的。

走過台灣後戒嚴與前解嚴時代 : 返校

長達38年的戒嚴令，有多少思想洗腦教育？上學也如履薄冰。鋼琴前，一身儒雅打扮的張明暉老師架著金絲圓框眼鏡、穿著藍白條紋襯衫和吊帶褲，輕輕彈奏著 1934 年日治時期哀怨纏綿的《雨夜花》，訴說著男女思念之情。「我看這首歌也快要被禁的了。」站在他身旁一位年輕女教員殷老師的聲音響道，劃破了如泣如訴的琴音。門外，女學生方芮欣看到殷老師苦苦勸說張明暉疏遠她，以免洩露他們組織讀書會的事。方芮欣失望，她憤怒，她感到被最愛和最信任的人遺棄，她的初戀被破壞，她暗下決定要報復！向學校教官檢舉讀書會偷讀禁書。電影《返校》的一幕。師生戀只是引子，那一抹濃墨重彩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台灣在動員戡亂戒嚴時期（ 1949-1987 ）白色恐怖籠罩下發生的校園檢舉與鎮壓悲劇。故事藍本來自 1949 年的基隆中學案，多名師生因參與地下左翼刊物《光明報》被逮捕和槍決。對於一向生活在自由主義之下的港人而言，思想、言論、出版、集會和經貿自由，這不是一頁容易理解的台灣史。「事情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啊？不就是只看幾本書而已嗎？」戲內的男學生魏仲廷悲嚎。那幾本書只是泰戈爾的詩集、屠格涅夫的小說和廚川白村的文藝評論集吧了！在台灣戒嚴時期太多禁忌，讀書會為何犯禁？重點是讀些什麽書！我不由得想起那些年大學時代留台的歲月，有同學在校門外的書攤打工，被檢舉賣禁書。什麽是禁書？就是凡左翼思想和作家、日文書籍、批判時事和傷風敗俗的也是禁書和禁歌，而傷風敗俗是包括像 1970 年代的流行曲《今天不回家》亦不能倖免被列為禁歌，更遑論像魯迅、陳映真這類左翼文人的寫實小說，連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早年也曾被禁，理由是千奇百怪。幸好我同學被檢舉犯禁是發生在 1980 年代，台灣政治和社會氛圍開始逐漸放寛，事情最後不了了之，但已夠嚇破膽！只怪在歷史的舞台上， 1949 年國民政府在中國內戰全盤輸掉了，撤退到台灣，患得患失，杯弓蛇影，長期處在兩岸戰雲密佈的陰霾下怕被解放，同時又期望反攻復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戒嚴令由此在全台實施，民主憲法遭到架空，取而代之的是黨國軍法，鎖島主義，也就不難明白《返校》那時代的悲劇，台灣過往戒嚴時期的狀況，在 1980 年代以前尤為嚴峻。不過，就算在 1980 年代，政治仍是無處不在

Janic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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